小時候，當(dāng)別人問起父親去哪里了，我的回答都是“干活去了”。父親勤勞樸實，卻獨有一份執(zhí)著。當(dāng)我身為人父以后，更能體會到他堅韌的外表下，那份對家人義無反顧的責(zé)任和不露聲色的溫情。父親的一生雖然平凡，但他的足跡卻永遠留在我的心中。

1909年，父親出生在滇西騰沖城北籠聳山下一個村莊里，他是家中的長子，早早就承擔(dān)起照顧家庭、孝敬父母的責(zé)任。父親的童年是在社會動蕩、物質(zhì)極度匱乏的年代中度過的，家中的口糧以包谷、苦蕎和洋芋為主，只要是能填飽肚子的東西他都吃過。父親沒有讀過書，8歲時就背著籃子上山割馬草，10歲時能為家人燒火做飯，13歲時為大人牽牛耕地，之后便成為田間地頭勞動的一把好手。

為了生活，父親16歲時拜鄉(xiāng)間大伯為師，學(xué)做氈子手藝，從此與氈子匠藝結(jié)了緣。由于他能吃苦，善于鉆研，做事踏實，不到三年就已經(jīng)出師。獨立從藝后，他走遍騰沖北部四鄉(xiāng)八寨。出自父親之手的氈子，款式新穎、質(zhì)量保證，得到了用戶的好評。那時，家里的生活有了改善，1929年父親添了一間舊瓦房，裝修了老正房，并與母親成親。提起那段時光，父親臉上總有些得意之色。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到處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由于饑荒與疾病，1930年之后不到10年的時間，父親相繼失去了我的爺爺奶奶、兩個叔叔和一個姑姑等五位親人，父親在悲痛與迷茫中掙扎。雖有親友的幫助，有的親人尸體也只能在后山土坎下坵寄，根本無法讓他們都能入土為安。1942年5月，騰沖淪陷。日本侵略者到處燒殺搶擄，老百姓逃難于倉惶之中。父親只好將我母親、年僅七歲的大哥和不滿周歲的二哥送到后山小段箐藏身，自己參加了抗日支前民工隊。半個月后，父親與隊友結(jié)伴而行，想回家給我母親及兩個哥哥送點吃的東西。行至離家不到一公里的大白墳處，遭到一隊日軍的射擊追殺，幸虧天色臨近黃昏，父親和同伴躺進死人堆才免遭一劫。那些生死劫難讓父親變得少言寡語，更加穩(wěn)沉。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盡管當(dāng)時國家還處在困難時期,但父親對未來生活充滿了希望。面對家庭人口逐漸增多以及生活負擔(dān)的加重，他又重新拾起了老本行，繼續(xù)到騰北村寨做氈子手藝。那時，村與村之間交通不便，父親在外干活，常常一天要翻過幾座大山，餓了只能吃點自備的干糧，然后再不停地趕路。奔波在外的父親，住的是熟人家新設(shè)的鋪。為了養(yǎng)活一家老小，父親常說：“當(dāng)時并不覺得苦。”

父親想賺錢，但更愿意幫助生活困難的人。有一年，我家連買年貨的錢都不夠了，母親就叫他到一位朋友家要欠款。他不僅沒有要來欠款，反而又從家里給那位朋友家送去十幾斤大米。父親說那位朋友家的日子比我家還不好過，逼他于心不忍。事實上，他比較喜歡和以前患難與共的“窮朋友”來往，懷念一起打拼的日子。

在我的眼中，父親性格耿直，行事古板，但不論何時何地他都從未放棄對家庭的責(zé)任。不善言談的他，更喜歡用那種執(zhí)著得有些固執(zhí)的方式來表達感情。后來家庭逐步寬裕，年老的父親依然閑不住，一有時間就在家擦板壁、填地坪，把整個家收拾得十分整潔，還為生產(chǎn)隊守護一片山林，堅持常年奔走在山林與回家的路上。

我在部隊當(dāng)兵期間，1975年由昆明一家人藝館為父親繪了一張大理石肖像。如今，四十多年過去，父親肖像依舊如新：他身穿深灰色唐裝，頭戴黑色毛線套頭帽，高高的鼻梁，長長的胡須，面帶微笑，目光炯炯有神，這正是他晚年生活與心情的寫照。

1986年12月父親與世長辭，享年78歲。

這就是父親，靠著他那顆執(zhí)著的心，踏出了人生堅實的足跡，那份執(zhí)著不僅支撐父親走完了人生之路，而且鼓勵我一步步走上成熟，并不斷給我力量。（邵曰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