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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思奇:時代需要這樣的哲學巨匠”

    2020-08-10 10:28 保山日報 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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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思奇60年代初在北京 朱武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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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思奇青年時代 朱武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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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思奇幼年在和順生活過的庭院  高登澤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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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思奇:從《哲學講話》到《大眾哲學》

    這一天,必將作為家鄉(xiāng)騰沖的高光時刻載入史冊。

    2020年1月19日,新春佳節(jié)來臨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在我的家鄉(xiāng)云南騰沖考察時,走進和順古鎮(zhèn)深處的艾思奇紀念館,看展品,聽介紹,詳細了解艾思奇為黨的理論宣傳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中國化作出的積極貢獻。

    僑鄉(xiāng)和順是云南最早的跨國貿(mào)易發(fā)祥地,是西南古絲綢之路上一座深受中原文化影響的百年古鎮(zhèn),著名哲學家、教育家、革命家艾思奇就出生在這里,他的故居就是現(xiàn)在的艾思奇紀念館。

    習近平總書記在艾思奇紀念館指出:“我們現(xiàn)在就需要像艾思奇那樣能夠把馬克思主義本土化講好的人才。我們要傳播好馬克思主義,不能照本宣科、尋章摘句,要大眾化、通俗化。”

    這不是習近平總書記第一次“點贊”艾思奇。四年前,在北京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時,總書記提到了一串光輝的名字:“在長期實踐探索中,產(chǎn)生了郭沫若、李達、艾思奇、翦伯贊、范文瀾、呂振羽、馬寅初、費孝通、錢鐘書等一大批名家大師,為我國當代哲學社會科學發(fā)展進行了開拓性努力。”艾思奇名列其中。

    毛澤東主席也非常賞識艾思奇,他與艾思奇從“神交”已久到延安相逢,經(jīng)常在一起探討哲學問題,成為相見恨晚的戰(zhàn)友。毛主席曾為艾思奇題字:“學者、戰(zhàn)士、真誠的人”——這一題字醒目地刻在艾思奇紀念館大門口的屏風上。

    他是學者:著書立說貢獻大

    小橋流水、江南風情、火山溫泉、亭臺樓閣、粉墻黛瓦、民風古樸、雅致書香……這是和順古鎮(zhèn)的魅力所在。奇山秀水育英才,而今因為艾思奇,哲人故里成了此地最響亮的名號。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是蒙古族后裔,“艾思奇”是他發(fā)表文章時用的筆名。

    艾思奇家學深厚,他的父親李曰垓是辛亥革命及護國運動元勛,《討袁檄文》就是出自他的筆下,被國學大師章太炎稱為“天南一支筆”。艾思奇幼年時,父親帶他去見從北京潛回云南發(fā)動討袁起義的蔡鍔,被蔡鍔收為義子,取名冀武。李曰垓曾在京師大學堂研修過中國古代哲學,經(jīng)常向艾思奇和他的哥哥李生莊傳授學問。革命精神和中國哲學的雙重熏陶,是艾思奇青少年時期在騰沖和昆明成長的重要思想源泉。

    值得一提的是,艾思奇的哥哥李生莊也非常杰出,他是“五四”時期云南學生運動領導人之一,創(chuàng)建了云南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為家鄉(xiāng)的文化教育事業(yè)做出了突出貢獻。

    1927年和1930年,艾思奇兩次到日本留學,期間參加了中國共產(chǎn)黨東京支部組織的“社會主義學習小組”活動,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產(chǎn)生了濃厚興趣,刻苦研讀了許多哲學經(jīng)典著作,逐步掌握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人生觀的道理。“九·一八”事變后,艾思奇出于對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國的義憤,棄學回國。1932年到上海,參加了中國民主力量領導下的革命工作,開始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宣傳活動。

    一位思想家、哲學家的成長與時代環(huán)境休戚相關,因為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哲學家是時代精神的凝練者、傳播者。在中華民族抗戰(zhàn)史上,產(chǎn)生過兩位云南籍的文化精英,一位是音樂天才聶耳,一位是哲學巨匠艾思奇。兩人是好友,曾經(jīng)在昆明、上海密切交往,相互啟發(fā)、共同進步,音樂為哲學插上了翅膀,哲學為音樂增添智慧,一首《義勇軍進行曲》,一本《大眾哲學》,成為中華民族從苦難走向輝煌的時代號角。

    艾思奇生于1910年,逝于1966年,只活了56歲。但是,他留下了《大眾哲學》《辯證唯物主義綱要》《哲學與生活》等300多萬字的著作,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最著名的《大眾哲學》,由24篇通俗淺顯的哲學講話匯編而成,最初發(fā)表在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的《讀書生活》雜志上,1936年1月出版時,初名叫《哲學講話》,1936年6月第四版時改為《大眾哲學》。這本哲學通俗讀物,成為當時的“爆款”,到1948年共出版32版。“這本書是用最通俗的筆法,日常談話的體裁,溶化專門的理論,使大眾的讀者不必費很大的氣力就能夠接受。這種寫法,在目前出版界中還是僅有的貢獻。”李公樸為該書作序時寫道,“這一本通俗的哲學著作,我敢說可以普遍地做我們?nèi)珖蟊娮x者的指南,拿它去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

    《大眾哲學》這本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入門書”,用鮮活貼切的生活實例、通俗生動的語言和別開生面的形式,一掃以往哲學艱深玄奧的色彩,仿佛革命的火炬,為馬克思主義更廣泛而深入的傳播,照亮了前路,讓越來越多的進步青年從社會發(fā)展的總趨勢上認識了中國的前途命運和歷史走向,從而投身革命洪流。這本書也因此獲譽“一卷書雄百萬兵”。中共元老宋平曾說,他走上革命道路,最早就是受了艾思奇《大眾哲學》的影響,“這本書將深刻的哲理寓于生動的事例之中,通俗易懂,使我從中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

    毛澤東主席稱贊《大眾哲學》是“通俗而有價值的著作”,并親自做了讀書筆記。在艾思奇剛到延安時,毛主席對他說:“噢!搞《大眾哲學》的艾思奇來了,你好呀!思奇同志,你的《大眾哲學》我讀過好幾遍了。”毛主席和小他16歲的艾思奇成了忘年之交,經(jīng)常在一起探討馬克思主義原理,他們曾在延河邊深入交流,也曾在窯洞內(nèi)通宵長談,毛主席還數(shù)次致信向艾思奇請教哲學問題。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離京考察時多次都帶著《大眾哲學》,以供途中閱讀。

    《大眾哲學》的巨大影響更從那些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當中得到了佐證。該書被國民黨書報檢查機關以“宣傳唯物史觀,鼓吹階級斗爭”為由查禁。然而越查禁越暢銷,該書多次再版,發(fā)行量一增再增。以致蔣介石無可奈何地承認:“一本《大眾哲學》,沖垮了三民主義的思想防線。”蔣介石的高級顧問和幕僚馬壁回憶:蔣介石曾對下屬說,“我們和共產(chǎn)黨的較量,不僅是軍事力量的失敗,也是人心上的失敗。比如共產(chǎn)黨有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你們怎么就拿不出來!”蔣介石不僅自己看這本書,還要他的部下也讀這本書,我看到蔣先生和蔣經(jīng)國都把此書放在案頭。

    寫作《大眾哲學》時,艾思奇才二十來歲,風華正茂的他從此走上革命道路,他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37年來到革命圣地延安,先后擔任抗大主任教員,中央文委秘書長,陜甘寧邊區(qū)文協(xié)主任,《解放日報》副刊部主任、總編輯等職務。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央黨校哲學教研室主任、副校長,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他把畢生的心血和智慧都獻給了黨和人民的哲學理論事業(yè),是黨在思想理論戰(zhàn)線的忠誠戰(zhàn)士,是人民的哲學家,是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中國化的第一人。

    他是戰(zhàn)士:捍衛(wèi)真理志不移

    回顧艾思奇的一生,他就是一位沖鋒在前的戰(zhàn)士。不拿槍的敵人比拿槍的敵人更危險,思想戰(zhàn)線上也有敵人的戰(zhàn)壕,艾思奇就是在這條戰(zhàn)線上左沖右突,以哲學武器為人民大眾沖出一條光明的道路。

    “哲學不是書齋里的東西。只有站在改變世界的立場上,在實踐中去磨煉出來的哲學,才是真的哲學。”這是艾思奇在其名著《大眾哲學》中的話。事實證明,他是用一生的時間與精力,以一名戰(zhàn)士的斗爭精神,去追求和捍衛(wèi)哲學的真理。

    1930年,20歲的艾思奇在日本福崗高等工業(yè)學校學習,本來他是學習冶金系采礦專業(yè)的,但時勢的發(fā)展,讓他改變了以前的“工業(yè)救國”主張,他在給父親的信中說:“在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勢力的桎梏下,單講建設工作能達到救國的目的嗎?”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驅(qū)使他毅然棄學回國。救國先從救精神開始,這正是那個時代先進知識分子的共識。

    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關頭,思想戰(zhàn)線上的斗爭也十分激烈。艾思奇為了捍衛(wèi)馬克思主義和辯證法唯物論及其對中國革命的指導作用,對當時頗有影響的國民黨哲學思想進行了有力的批判。1941年,他在《抗戰(zhàn)以來的幾種重要哲學思想評述》一文中,批判陳立夫的唯生論代表當權的有錢人的世界觀,有著濃厚的反民主色彩,在哲學本身上,主要傾向是唯心論和神秘主義。批判蔣介石的力行哲學打著繼承孫中山哲學的旗號,實際上只是發(fā)展了知行學說的消極方面,是站在大地主大資產(chǎn)階級立場,對孫中山哲學作了歪曲的補充和發(fā)揮,在政治上則背叛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1943年,艾思奇從哲學理論上對蔣介石新出版的《中國之命運》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指出該書宣傳的是反理性的唯心論哲學,是極端有害的愚民哲學,是為了“借以維持大地主大資產(chǎn)階級一黨專政的中國式法西斯主義的統(tǒng)治。”艾思奇旗幟鮮明地說:“到了今天,鐵的事實已經(jīng)證明,只有毛澤東同志根據(jù)中國的實際情況發(fā)展了和具體化了的辯證法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才是能夠把中國之命運引到光明前途上去的科學的哲學,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學。”

    在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期間,艾思奇不僅與反馬克思主義,反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哲學思潮進行了堅決的斗爭,而且同革命隊伍內(nèi)部和黨內(nèi)的左、右傾機會主義的唯心主義、主觀主義思想作了有力的斗爭。他堅持堅強的黨性原則,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武器,先后寫了《反對主觀主義》《談主觀主義及其來源》《不要誤解“實事求是”》《“有的放矢”及其他》等文章,幫助黨的廣大干部在革命工作中克服教條主義、經(jīng)驗主義等錯誤思想,牢固樹立實事求是的正確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線。

    新中國成立后,艾思奇筆耕不輟,撰寫了《學習馬列主義的國家學說》《反駁唯心論》《論思想改造問題》等文章,為社會主義建設在思想戰(zhàn)線上鳴鑼開道。他在中央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黨校當教員,任哲學教研室主任,任副校長期間,在校內(nèi)外講了大量的哲學課。他曾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系統(tǒng)地講解了歷史唯物論、社會發(fā)展史,還曾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兼任哲學教授多年,為大學生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課。當時在北大就讀的任繼愈教授回憶說,艾思奇的授課影響深遠:“他把本來站在唯心主義陣營的大批舊知識分子引導到馬克思主義一邊來,固然由于整個革命形勢決定的,但他的功績是卓越的,我就是聞道較遲,接受啟蒙教育的一個。”艾思奇還給政協(xié)、文聯(lián)、高等軍事學院等單位都講過多次哲學理論課,他正是在新民主主義轉(zhuǎn)變到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做了大量的哲學理論宣傳和批判的工作,幫助知識分子、干部和廣大群眾,通過學習和改造思想,求得從舊意識、反動思想的影響和束縛中解放出來,以實現(xiàn)思想上的革命和解放。

    艾思奇為中國理論工作者樹立了具有高尚品德和優(yōu)良學風的光輝榜樣。他勇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對于自己理論工作中的某些缺點和個別失誤,絕不文過飾非,而是勇于接受批評,并在報刊上公開糾正。他總是以一名共產(chǎn)黨員嚴格要求自己,堅決執(zhí)行黨中央的號令,努力去完成理論戰(zhàn)線上的戰(zhàn)斗任務。他有高尚的人品,誠實、正直、謙遜、勤奮。他淡泊名利,廉潔奉公,從不計較個人職位,不為個人謀任何私利。

    哲學家即戰(zhàn)士,這是艾思奇一生的寫照。他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就是一個以筆以自己的思想為武器的戰(zhàn)士。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他堅守了自己的立場,捍衛(wèi)了自己一生信守的真理,盡到了一名戰(zhàn)士的責任和義務。艾思奇英年早逝,毛澤東主席心情沉痛、倍感惋惜,他在審閱艾思奇悼詞時親筆加上了“中國的理論領域的忠誠戰(zhàn)士”這句崇高的評價。

    他是好人:誠心誠意做學問

    一輩子投身于傳播馬克思主義宏偉事業(yè)、致力于馬克思主義哲學通俗化、大眾化、中國化的艾思奇,被毛澤東主席評價為“是一個真正的好人。”“好就好在老實忠厚,誠心誠意做學問。”

    列寧寫過一個簡單的公式:“最高限度的馬克思主義=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簡單明了。”指出通俗化和大眾化,正是哲學富有強大生命力的根源。所謂通俗化和大眾化,就是為人民所接受、為人民所掌握、為人民所運用。讓哲學回歸生活,用大眾話語論述哲學本質(zhì),這正是艾思奇畢生的追求。他的哲學闡釋,具有典型的平民情結(jié)和平實風格。他誠懇而堅定地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請下神壇,專注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并進行深入淺出的“翻譯”,努力讓馬克思主義哲學變成群眾認識現(xiàn)實和改造世界的銳利思想武器。

    通俗易懂、接地氣的哲學才可能有趣、易學,才可能對大眾富有吸引力。走進大眾,哲學才會發(fā)揮更大的歷史作用。艾思奇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大眾化、通俗化闡釋,讓“新哲學”成為一股清流,直入百姓心脾。他的大眾哲學,解決了前人沒有解決好的難題,讓馬克思主義第一次真正成為人民群眾的哲學。想當年,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使千百萬群眾覺悟并被動員起來,團結(jié)在年輕的中國共產(chǎn)黨周圍,由此凝聚成磅礴之力,推動民主主義革命的事業(yè)取得成功。這是艾思奇帶來的哲學力量,也是他堅定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力量。

    到延安后,艾思奇就一直更加自覺地沿著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現(xiàn)實化的道路前進了。1938年4月,他在《哲學的現(xiàn)狀和任務》一文中,開創(chuàng)性地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現(xiàn)實化”的命題。從那時開始,艾思奇就專注致力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工作。“讓哲學說中國話、說老百姓的話”,讓哲學在中國大地上變成人人都能懂、都可傳遞的思想圣火,變成實實在在的精神力量,成了他畢生付出心血和智慧的使命任務。

    艾思奇提出的使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現(xiàn)實化的主張,既為哲學理論工作指明了正確的方向和道路,同時又推動他在哲學理論工作中創(chuàng)造了卓越的成績。他早年寫的《大眾哲學》已經(jīng)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現(xiàn)實化的良好開端,新中國成立后寫的《辯證唯物主義綱要》、受黨中央書記處委托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等篇章,供全國各級黨校和高等院校學哲學普遍使用。這些著作既是開創(chuàng)性的又是基礎性的哲學教科書,都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現(xiàn)實化的精品和典范,其中既繼承和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又體現(xiàn)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成果,概括了中國革命實踐的寶貴經(jīng)驗,具有中國化的中華民族的特色,對于培育中國哲學理論工作者,教育廣大知識青年、干部和群眾樹立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推進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都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chǎn)黨勇于創(chuàng)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進一步推向前進,使黨的理論和實踐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黨的十九大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這一思想正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三次歷史性飛躍,集中展現(xiàn)了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強大思想力量。這一生機勃勃的思想不但在引領著中華民族走向更加燦爛的未來,也正以無可爭辯的事實啟示著世界。

    歷史與當代一脈相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是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源頭活水。習近平總書記曾深情地說,馬克思主義是人民的理論,“之所以具有跨越國度、跨越時代的影響力,就是因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動歷史前進的人間正道。”他高度重視全黨尤其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并就馬克思主義哲學這一主題,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強調(diào)共產(chǎn)黨人要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看家本領”,要用黨的科學理論武裝全黨,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運用能力,共同把黨的創(chuàng)新理論轉(zhuǎn)化為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yè)的實踐力量。

    在艾思奇紀念館,習近平總書記語重心長地說:“新時代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大批能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講好的人才,講人民群眾聽得懂、聽得進的話語,讓黨的創(chuàng)新理論‘飛入尋常百姓家’。”話語里,有總書記希望有更多像艾思奇那樣的人才,把中國共產(chǎn)黨為什么“能”,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的深刻道理,講清楚、講精彩的殷切期盼。

    一代哲人艾思奇離開我們已經(jīng)54年了,但他的事業(yè)還將在新時代承載著新使命繼續(xù)發(fā)揚光大,我們還需要不斷從他的學術和精神中汲取養(yǎng)分,他的名字是與人民緊密相連的,他的研究是以人民為中心的,作為學者、戰(zhàn)士和一個真正的好人,他的英名將永垂不朽!

    責任編輯:錢秀英 編輯:段紹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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